年4月15日，第一家为中国广告行业发声的媒体诞生，年，《中国广告》迎来40岁生日，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广告》推出“共同见证——庆祝《中国广告》创刊40周年”的大型专题，向中国广告业的过往岁月献上一份厚礼，也为《中国广告》的未来征程吹响号角。
闲来一想，我和广告结缘将近三十年了。年的下半年，当时的我正在攻读中国哲学史硕士学位。由于是保送本校同专业的研究生，很多课程内容都很熟悉，诸多恩师也很宽容，允许并鼓励我们去社会闯荡历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社会活力陡然增加，商业氛围逐渐浓厚，但同时知识变现的难度依然很大；当时流行的讨论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话题，大学很多“青椒”流行下海或者兼职，与社会深度接触。我身旁的不少大学文科教师凭借理论、思维和方法的优势，接下部分广告策划和调研的业务。我的班主任，一位具有工科背景的科技哲学方向的老师开始和广告公司的市场调研部门结缘，接了几个市场调研的横向课题，我们几个学生跟着老师开始了最初与广告的亲密接触，几场调研和创意神仙会下来，发现充满创意激情的广告远比精深晦涩的哲学理论更有吸引力。哲学思维的训练让我觉得广告策划对我而言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虽然懵懵懂懂，但几个提案均被公司全部或部分接受，信心大增，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彻底“沉迷”进去。
黄玉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年，从《经济晚报》记者下海的郑冀峰（后来挥师北上，成为中国影视业的大咖，曾出品《美人鱼》等系列作品）创办江西省工商企业策划有限公司，招聘广告策划职位。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稀里糊涂应聘，一不小心就成了兼职广告人。那时候搞广告策划，缺乏专业教材和书籍，我也就是到图书馆翻翻报纸，无师自通地寻找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创意策划。清晰记得有一天下午，窗外是金黄的午后阳光，我在图书馆杂志室，突然找到了《中国广告》杂志，不亚于发现了新大陆，一股电流直冲脑心。我把当时能找到的几本《中国广告》杂志一字不漏地仔细阅读，刹那间，时间静止，不知不觉从午后到深夜图书馆关门，完全没有饿的感觉，着实体验了一把精神食粮的美味。
这一次美妙的相遇，我与《中国广告》的缘分一直延续下来。年尚在学校读研的我，在经商热大潮下，在广告公司干得不亦乐乎，乐不思蜀，又出任了另一家小广告公司的策划总监，月收入多元，比我在学校读研的30多元补贴多出10倍，也算是个“小富豪”了。我开始坚持订阅《中国广告》，也系统学习了唐忠朴先生主编的《现代广告学名著丛书》。记得当时公司的策划会首先是读书分享会，把各自对于《中国广告》中列举的国内外案例进行分享并探讨结合策划的可能性，这样一来，相对于以前的零零散散的创意，策划思路更加系统、清晰，在那个广告行业野蛮生长的初创年代，一般总能收获客户满意的目光！
硕士毕业以后，我成为一家省级媒体的记者编辑，广告策划的历练使得我对新闻选题的把握有着独特体会，总能在选题竞争中获得一定的优势。业余时间，我一直坚持阅读《中国广告》，和几个好友偶尔打打“牙祭”，做些广告策划。直到年，我立志要攻读博士学位，走上学术道路，《中国广告》陪伴我的时间逐渐减少，偶尔翻看，竟有陌生之感！年，我来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开始了教学科研之路，原本以为我会从事新闻采写、媒介经营与管理等自己擅长的课程。不料一来到深大，老院长吴予敏教授就耳提面命，学院的广告策划课程你就接下来吧。世事难料，兜兜转转，我又回到了广告系，与广告重新结缘，从此缘定一生！
重新回到广告，自然与《中国广告》再续前缘。众所周知，我国广告专业教材建设一直滞后于行业的发展与广告专业知识的更新，在课程讲授上，《中国广告》成为我教学的好帮手：阅读“封面专题”“品牌问道”“新营销”等栏目成为我的最爱，我从中源源不断汲取新的观点、新的思维；通过“设计前沿”“创意汇”“案例透视”等栏目了解国际广告前沿、国内行业发展。我经常结合杂志内容给同学们布置创意赏析、案例解析、创意实战复盘等作业，和同学们共同成长。
近年来，《中国广告》越发接地气，对中国广告理论和广告教育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zlff/26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