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某家出版媒体上看到，有人撰文谈到要为编辑减负。作者认为：如今“出版产能过剩，出版业表现为品种过多，客观上产生了海量文字，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编辑的承受力，严重影响了编辑综合素质的提高。编辑工作是出版的中心环节。为编辑减负，才有提高编辑综合素质的可能，也才能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对此，我深表赞同。其实，谈给编辑松绑的议论，这些年来不绝于耳，仅我个人十多年来发表的谈论编辑的创造力、编辑力、主体地位、人才现状的文章，就不下百余篇。不过，这篇给编辑减负的文章，还是让我看到，给编辑减负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
或许有人认为给编辑减负是小题大做。因为这年头，哪个岗位压力不大呢？就是出版机构的编印发供诸多岗位，哪个不是上满了弦了呢？然而，如果我们平心而论，审视一下目前编辑职业的现状，就会发现，如今编辑岗位的繁重压力和劳动强度，要远远高于出版机构的其它岗位。用“负重前行”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那么，给编辑减负，究竟怎么减？减掉什么？这的确是全行业需要正视的问题。
一、负重前行的编辑职业，还有多少人垂青？
我入行出版业几十年，深感编辑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职业，在整个商品经济大潮中是那样的不堪一击、这些年起起落落，动荡不安。前些年望着曾经在一起共事的新老编辑的陆续离开，甚至转行退出，望着我曾经费力招聘来的青年编辑毫不流连地离开编辑职业，深感痛心。
记得年，我为了筹办所在单位拟将举办的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笔会，曾经三赴洛阳，同当地文联接洽合作办会事宜。当时我们乘坐的火车还是老式的绿皮车，速度十分缓慢。有一次，我们晚上11点多才从郑州上的火车，而达到洛阳时，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我以为这个时候不会有人来接我们。然而令我们感动和出乎意料的是，在寒风凛冽中，当时的洛阳市文联主席李老师亲自带着文联一干重要人物四五人在车站热烈恭候。而我当时仅仅是一个入职不久的小编辑。那个场景真有点像一组电影镜头，至今还让我感慨万分。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编辑地位真有点像文化领域里的文化大使。
还有一次，在年，我还是做中学生杂志编辑时，我们编辑部一行去了山东海阳县（现在是海阳市）调研并给当地小学生颁奖。到达后，当地主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并会同当地团委、妇联、教育局、教研室的负责人一起隆重地接待我们，我真没有想到，当年这个以地雷战闻名的地方，人是那么热情。这次海阳之行，令我们感到十分亲切，并愉快地完成了任务。
年，我随同天津出版代表团出访日本。当我们一行30多人到达日本著名的出版企业—小学馆参观并举行座谈会时，当带队的局长介绍到我这里时，说我是从大学毕业就从事出版工作了，也是一个资深人士，谁知一直面孔冷峻、毫无表情的小学馆国际部负责人顿时笑容堆满了脸上，立即欠了欠身表示敬意，还不时地点头说“奥，不错，是个资深人士”，对此我也很欣慰。其实，这位负责人对我长时间从事这个职业表示赞许，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对这个职业的一种礼赞！他是在向编辑这个职业致敬啊！
上述三个小故事，使我更加坚定了在编辑职业里继续披荆斩棘的决心，也谢绝了好心人邀约改行到其它单位的建议。
不过，虽然个人对编辑职业一往情深，但是也阻挡不住很多年轻人的逃离编辑的步伐。十多年来，我所在几个单位的下属和同事，改行的多达近百人，如考取公务员、做大学、中学老师，调到一些事业单位，甚至改行做街道社工、汽车4S店员工等。逃离出去的人似乎都如释重负，因为无需每年再有那么多的选题要做，那么多的书稿要加工，那么多的选题要策划，那么多的作者需要拜访，那么多的内部流程要走完。
前不久，我看到一个统计数据：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注册的图书责任编辑才7万多人。这无疑是太小众的一个群体了，然而，就是这为数不多的编辑群体，每年要支撑起全国50万种左右的出书量。如此大的全国出版总量，由如此稀少的职业编辑来抗，显然是“小牛拉大车”。
据我所知，国内各地的出版单位的编辑力量还是极为奇缺和不平衡的。不少人员上百人的中型出版社，其编辑基本都是不足二十人。有的小型出版社，也就是几个编辑。每个出版社能创造很大效益的编辑不过是那么几个人。甚至一个省的所有编辑中，能进行较大策划活动的也就是一两个人。编辑的随时随地的大流动，使得不少出版社雪上加霜。比如，刚刚对一些新编辑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培训投入，然而这些编辑没过多久又离出版社而去，出版社成了一个无休止、无限期的黄埔军校。总在不停地为其他行业储存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为了完成各个出版机构制定的年度出版码洋，很多单位的编辑，每人都是一年要完成万以上码洋的工作量，折合到出版品种，多是十几种，甚至更多。想想看，即使一个人每天24小时不吃不喝，要完成如此大体量的出版物，谈何容易？因此，很多单位的书稿审读、编校都是外包给一些规模不大的民营出版公司。如此一来，出版物的质量也是凶多吉少了。
既然编辑背负着如此重的工作量，还要应付日常的走流程、业务学习、出差、开会等，能静下心来审读书稿的时间就微乎其微了。难怪很多编辑自嘲自己的工作模式是“5+2，白加黑”。没有充裕休息的时间，比那些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好不到哪里去。据前两年的《出版人职业生存样本调查报告（—）》调查显示，62%的出版人认为自身税后月收入处于行业低等水平。
繁重的日常工作，让编辑们无心无力进行深度的选题策划、参加全国行业会议、走访专家学者等，也无力再阅读相关读物。把这些案头工作应付下来就不错了。
编辑如此的大工作量和微薄的待遇，也吓退了不少开始还想涉足这一行业的年轻人。当很多单位把编辑群体仅仅当做看稿机器时，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地区去做编辑呢？
其实，给编辑减负，就是应减掉制约编辑职业发展的一些障碍，如不应当由编辑做的琐碎工作，把一些日常的编务事宜交给行政人员，校对文稿交给校对，报表统计交给业务部门。对一些有重要文化价值、开拓意义的选题，不以当年是否单本盈利为目标，而是由单位扶持这类选题。对出版选题的绩效考核，不仅仅是看是否盈利，而看是否顺应了时代主流、行业主流、文化主流。
二、编辑超负荷运转，只能带来全行业的萎缩
我一直主张，编辑作为出版工作的中心，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编辑兴，出版旺；编辑强，出版才更强。没有优秀编辑支撑的出版机构，充其量只能是顶着出版社、出版公司的牌子的普通文化机构，自身不会对全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虽说，很多单位都知道编辑岗位的重要性，然而，对编辑队伍的建设和布局，并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是把编辑当做了文化劳动力。无论在晋级、提升，还是外出培训，参加重要活动，都不是以编辑为主。
在编辑队伍的建设上，如今真是举步维艰。既缺少资金投入，又缺少项目支持，更缺少可操作的平台和空间。没有谁更清楚，一个编辑从哪来，又到哪里去，成才的路线图应当是怎样的？很多单位的新编辑培训，都是走走过场，既无时间表，又无路线图，都是最简单的“点卯式”，如站几天书店、听几次编辑课、去一下印刷厂参观等。更为荒谬的是，许多人还以为谁都可以去当编辑，不论学业、不论文字水平、更不论有无创新精神，似乎谁都可以转行当编辑。有的出版社丝毫对有为编辑的流失不动心，而是急忙补充所谓的的新人，实际上许多人不是当编辑的材料，只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文字匠，或者是因为关系而进来的。从事这个工作，也是当做职业跳板，为了跳到一个更大、更好的平台。
与此同时，在众多的出版社内，围绕着以谁为中心的争论，至少争论了30多年。争论来争论去，谁都认为自己最重要。而编辑的积极性却越来越小、职业地位越来越低，经济待遇越来越低，甚至于远远不如发行、出版、营销、行政人员。编辑像个不受待见的人，在晋级、提升、出国、福利分红等处处低人一等。那些年龄较大的编辑，因为几乎都完成了高职称、高工资的历史使命，所以几乎都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带着对这个行业诸多美好的回忆，告别了职业生涯。而相当多的中青年编辑正处在出版界改革的转折点，面对剧烈的行业竞争和行业低迷，很多编辑已经无心在行业内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选题策划来。以近乎程序化的工作节奏在缓慢前行。
由于很多单位内编辑的晋升通路、成才通路十分狭窄，导致了编辑整体的创造力、编辑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如今跟风书的批量出现，也同编辑的策划动力、策划能力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要做优质选题，必然要全力以赴地投入，很多单位对新选题、新版块、新原创并不感兴趣，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极大的风险。那些能十年磨一剑而产生的图书精品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仓促上阵、包装豪华的礼品书、互相抄袭的克隆书、内容虚幻的注水书、为评职称而面世的职称书、为给自己贴金并为积累政绩而鸣锣开道、胡编乱造的官员书、为了不停地炒作而拿自己无聊的隐私做秀的明星书、为了赚一点稿费和版税而炮制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所谓的畅销书。
书多而看点少，正是当下出版业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状。可以说，编辑的主体地位不真正有效地解决，经济待遇不显著提高，经济考核不彻底完善，期待编辑每天都出好书的期盼，只能是一种奢望。
三、给编辑减负，不能只是空喊口号
给编辑松绑，喊了几十年，如今问题非但没有很好地解决，反而使得编辑地位低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显然是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分配体系出了问题。
编辑既然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人和播种者，是人民精神生活的提供者、设计者，可是，我们为什么慢待了这一人数并不多的群体呢？
可是，随着出版业的改革深入进行，原先的评价体系都随之变化。每个出版机构考核一个编辑的成败、能力，不是以策划多少有影响的图书为主，而是以利润为核心指标。众所周知，图书的利润本来就很薄，而图书销售的诸多环节又不在编辑掌控之中，因此，要想图书盈利，似乎公版书、教材教辅、自费书、职称书更为保险。如此一来，利润倒是保住了，可是出版精品却付诸阙如了。
记得资深编辑何启治曾说，“就文学作品而言，作家是第一生产力，但也不要小看了编辑的作用。在复杂的情况下，编辑也是推出作品不可忽视的力量。”“作家和编辑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共生、共荣的关系。”何启治还回忆，名作《白鹿原》，他从年冬天到西安向陈忠实组稿，到最后成书接近20年，陈忠实自己也很茫然，用了这么久。《白鹿原》出版以后，好评如潮，常销不衰,在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之后,《白鹿原》在改编歌剧、舞剧、话剧、电影电视等方面还是波折不断。直到作者去世，《白鹿原》终于成了公认的当代文学经典。可见,,这部公认的经典,是编辑耗时20多年才取得的,而成为经典,又过了20多年.试问,如此漫长的编辑策划,哪个单位敢于提倡呢?又有多少单位,给编辑策划精品的时间,像何启治这样的从容呢?
当然,如今我们所处的出版环境,同何启治截然不同.那时出版社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编辑的生存压力、利润压力并不明显。而如今，出版业完成了转企改制，纯粹以出版利润来定编辑的工作成绩，一般的单位对新版块的生存期限也就是三年，三年不赚钱，所涉及的编辑机构，要么遭遇解散、要么遭遇待遇降低的巨大风险。如此的编辑生存的外部环境这样的“险峻”，难怪很多编辑不愿意创新，不愿意涉足新选题了。
不过，编辑不创新，又何来的经典出版物呢？又何来的编辑家呢？对此我深有感触，当如今的编辑匠越来越多时，编辑家只能越来越少了。记得曾看到过日本出版人鹫尾贤对编辑这一角色的定义：编辑是全面动员自己的个性、人格、人生观、世界观以及知识、教养、技术，甚至日常生活方式等个人的一切，从事与专家、作者或创作书籍者有关的工作。编辑需要的不是其中某些项目，而是综合上述一切的“完整的人格”。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编辑职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劳动。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人才职业。他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处在提纲挈领的位置，有点是一个项目总管家。可以说，没有编辑的创意，就不会有经典名作的产生。没有编辑对读者需求的细心观察和研究，也不会有一系列的优质选题的出现。
我一直主张，关心编辑的生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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